第十章：艰难的日子
1982年4月5日，那天是清明节。在银河公墓里头，前往致祭的人们会先到骨灰楼取下先人的骨灰，然后再找个地方烧香拜祭。可怜的是，你会看见一个大男人手里捧着骨灰盒，带着两个小孩默不作声地走在骨灰楼外的林荫道上。他走得极为艰难，后背上背着一个未满月婴儿，左手拖着一个四岁大的小女孩，右手还要捧着妻子的骨灰盒。走得快，怕弄醒睡着了的婴儿，到时候不知怎么收场；走得慢，这里的烟雾太呛人了，小孩子哪受得了？有人劝他自己一个人来行清算了，不要折腾自己的孩子（“行清”是我们这里的方言，即扫墓）。他苦笑一下，没有听取劝告。要知道，他如果不带上孩子，那交给谁来照顾？妻子去世了，对孩子要负的一切责任，不落在他身上，还能落在谁身上？
“小汀——，”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放声痛哭。
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82年3月11日。陆汀被送到医院——无独有偶地，就是林燕燕坠楼身亡的那间医院。医生们奋力抢救昏迷中的陆汀。由于伤势严重，不久，院方决定马上召回正在休假中的著名脑科医生岑国健。可惜他也无力回天。陆汀脑部出血过多，一旦心跳停止，腹中的婴儿就很难保住了。危急关头，容不得岑医生有半点犹豫。他决定全力保住小孩的安全。于是，医生护士们屏住呼吸，决心与死神展开一场激烈的较量。几小时后，手术室传出一阵婴儿的哭声。而一个年轻的护士，很无奈地，摘下陆汀的氧气罩。
可怜的杨伟岸，一下子同时要面对生与死两种结局。小宛灵扯着他衣服问道：“爸爸，怎么还不见妈妈？”杨伟岸搂住她说道：“灵灵，妈妈走了，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一天，农历二月十六，据通胜所言，今天还是个好日子。杨伟岸为这个来之不易的儿子，取名为念汀。
小念汀一出世，刘静波马上忐忑不安。她来到院长办公室，装出镇定自如的样子，责备院长道：“你们那个脑科医生岑国健，这回把我们印刷厂给害了。”
坐在院长办公室的这位，正是当日严辞驳斥林桐筝的院长，他名叫朱宇芳。他顿时感到疑惑不解。刘静波连忙补充道：“他刚刚接生的那个小孩是违反政策的第二胎，这次我们全厂职工都要扣奖金了！”
朱宇芳一听火了，义正辞严地说：“我告诉你，救人是我们医院的责任，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管。亏你还说得出这样的话，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你有能耐就把账算到我这个院长头上！”
“这……这是你说的呀，你……你说话……要算数！”
“我一个人要管住医院上千人，能不算数么？如果没什么别的重要事情，麻烦你即刻离开。”
刘静波有了朱院长这句话，心才安定下来，离开了办公室。
药厂开会讨论杨伟岸的处罚问题。谢红军认为要将杨伟岸开除出厂。而厂长刘瑞金则不赞成这样做。谢红军振振有词地说：“这次重罚杨伟岸，是因为他态度恶劣，公然向国家政策挑衅，而且不听从组织劝导，一意孤行。如果不予以重罚，以儆效尤，日后厂里必有类似的事件再发生。”刘瑞金尽管想帮杨伟岸一把，可面对谢红军的陈词，又苦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唯有昧着良心，宣布通过决议。
第二天，杨伟岸接到通知，自己将被开除出厂，同时也被革除党籍，成为党组织齐声咒骂的众矢之的。如果再加上一条“剥夺政治权利若干年”，那么他就彻彻底底成为一个刑事罪犯了。
丢了工作，家里连同自己在内三张嘴要吃饭，他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姐姐杨青榕从湘潭寄来八百块钱给他，算是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他想出去找工作，可一离开，小念汀就没人照顾。小宛灵走到他身边，抱住他的腿说：“爸爸，爸爸，你放心去上班吧，我会看住弟弟的。”杨伟岸惊奇地望着这个仅仅四岁大的女儿，除了热泪盈眶，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表达他此时激动的心情？
半夜，小念汀哭个不停。杨伟岸抱起他到阳台走走。可不管杨伟岸怎么哄小念汀，小念汀的哭声仍然没有停止过一分钟。
黄润娴听见小孩的哭声便醒了过来，急忙披上衣服，敲响杨伟岸的家门。她拉开小念汀的尿布，发现屁股上面全是红疹。
“伟岸，这种布不怎么透气，不能用来做尿布的。你家有没有旧的蚊帐布，用它来做尿布会好一些。”
杨伟岸耐心倾听着，并不时点头说“哦，哦”。黄润娴心酸难忍：一个大男人，要照顾两个小孩，能像他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她又提醒杨伟岸，天气渐热，要多为小念汀洗澡，而且洗头、洗肚脐要格外小心。还有洗澡的时候要怎样扶住小孩头部等等细节问题，都一一给他详细讲解。可她还是放心不下，从那天起，一有空就来帮小念汀洗澡。有时自己没空，就叫丈夫顶替。在他们两夫妇的悉心照料下，杨伟岸度过了最艰难的头三个月。
然而杨伟岸没时间找工作，始终是一个最为头疼的问题。这怎么办呢？黄润娴想起仙华巷住着一个退休的孤寡老人，人们叫她关婆婆，虽然七十多岁，精神仍然矍铄。她丈夫早逝，儿女在香港定居，一年才回来一次。她一个老人长年寂寞，不如试试叫她帮忙带一下杨伟岸的两个小孩。关婆婆也是老党员，有四十年党龄，年轻时是共青团里的干部，见证过新中国的崛起。当她看见黄润娴胸前那闪亮亮的党徽时，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请求。黄润娴掏了四十块钱给关婆婆，说是杨伟岸给的，作为照顾小宛灵和小念汀的费用。而另一头，黄润娴就只向杨伟岸要了十块钱，说是给关婆婆带小孩的开支。这一招善意的“瞒天过海”，骗过了杨伟岸。
杨伟岸白天少了照顾小孩的负担，终于可以放心找工作去。黄润娴告诉他，街道有个纸类制品厂，想请人糊纸盒。于是，杨伟岸决定前往应聘。路上，他看见街道的宣传栏里贴着一张张关于他的公告，上面写满他如何违反有关规定，超计划生育第二胎的经过。林林种种，毁骂的字眼皆不绝于目。尤其是当他走到纸类制品厂门口时看见的那一张，上面刺眼的十个大字——“无视国家利益，行为可耻”，让他止住了前行的步伐，丧失了应聘的勇气。
晚上，黄润娴见他垂头丧气，想到是应聘失败了，便问及缘故。杨伟岸嘴里的话憋了很久，才慢慢吐出来，承认自己根本没去应聘。黄润娴生气地说：“人家怎么贴公告那是人家的事。其实街道办事处也是奉命行事，你怎么就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你想想看，小宛灵和小念汀要不要吃饭，这个时候你还顾忌这些？”杨伟岸心感惭愧，脸不知往哪儿搁才好。
黄润娴知道他做事优柔寡断，决定亲自替他到纸类制品厂说明情况。可厂长听了直摇头，说：“不是我不想招他，可现在风吹得急，你怎么能让我去顶风作案呢？”黄润娴很无奈，心想：这的确是强人所难。她灵机一动，说：“不如这样，你让我拿些纸盒回去，我叫杨伟岸糊好再送回来，你照样付我工钱，然后我再转交给他。这该可以吧？”厂长想了一下，便答应了。
糊两个纸盒有一分钱工钱，这样下来，杨伟岸一天也有两三块钱收入，总算应付了日常的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