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懂事的女儿
现在，杨伟岸白天在家里糊纸盒，做做家务，小孩就由关婆婆帮忙带着，晚上才送回来。由于杨伟岸要兼顾所有的家务活，有时候因为太辛苦了，晚上会向孩子发脾气。比如有一次，他发现小宛灵的衣服上弄了一大片浆糊渍，气得拿起灶头上的柴朝她抽了好几下，最后把柴重重地摔在地上，骂道：“叫你不要拿浆糊来玩，现在弄得一身是脏，叫我怎么洗？”小宛灵黄豆一般大的眼泪直往下掉，可一句争辩的话也没说，更没有哭出声音——她很小就学会哭的时候不发出声音。
夜里，杨伟岸起来给小念汀换尿布，却见女儿趴着睡觉。他想帮女儿翻翻身子，这才发现她大腿后面的伤痕——那是一条条紫黑色的瘀痕。小宛灵是故意趴着睡的，因为被打过的地方实在太疼了。这时，杨伟岸不经意挪动了女儿的枕头，下面露出一叠厚厚的硬纸，是一些还未糊好的纸盒。这个做父亲的，心被铁锤重重地敲碎了。他记起最近一段日子，每天糊的纸盒总比预料中要多，现在才知道是女儿趁他半夜睡着的时候帮他糊的。而这一年，小宛灵才刚满六岁。杨伟岸拉开抽屉，里头现出几张十元钱。他拿起一张紧紧握在手里，心想：灵灵，爸爸一定要给你买件新衣服。
第二天，当杨伟岸把一条崭新的连衣裙递到小宛灵眼前时，她竟然说：“爸爸，灵灵不要你花钱。”
“傻孩子，这是爸爸特意买来奖励你的！”
她听了，眼珠子转了几下，笑着说：“那好吧，我现在先不穿，等到长大以后才穿！”
杨伟岸心里一酸，暗想道：灵灵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啊！的确，小宛灵的话所表达出来的幼稚，和之前那个懂事的她相比，反差太大了。
糊纸盒是份朝不保夕的工作。能让杨伟岸干上两三年，已经很不错了。1985年7月，杨伟岸再度失去工作。而交给关婆婆带的两个孩子，也不得不接回家来。另一方面，眼看两个月后，女儿就要上小学了。而她已经因为经济原因推迟了一年才读书，今年绝对不能再拖了。黄润娴看出他的惆怅，给他送去两百块线。杨伟岸坚持不受，说：“黄阿姨，你已经帮了我很多，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你也有小孩，她上学也得花钱。总之，这些钱你一定要拿回去！”
杨伟岸的态度很坚决，黄润娴知道自己说服不了他。而实际上她也明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当务之急，给他重新找一份工作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天无绝人之路！很快地，黄润娴获悉，某印刷厂给电影院印电影票，印完后要在后面盖上电影放映的时间。而且印刷厂也明说，这些活儿可以带回家做，不影响杨伟岸带小孩。还好，杨伟岸又度过了经济的难关。然而给电影票盖印这份差事，收入比起糊纸盒差多了。一大张还未裁切的纸，上面印有三百张票，全部盖上日期，报酬才两分钱。而且印台、印章和墨水还要自己掏钱买，其实并不划算。只不过有活儿干总比没活儿干要强！
小宛灵上了学，就不再是小宛灵了。每天上学放学，都是自己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9月7日，那天是星期六。整个城市的上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云。宛灵背着书包快要走到学校门口时，发现同学们一个个往回走。原来学校接到教育局通知，今天会有雷暴，全体学生回家休息。可当她得知这一消息时，天空已像夜幕降临似的暗淡无光。不出两分钟，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啪啪啪”地打在地上。她急忙退回学校里头等待雨停。不过老天爷的“甘露”好像很久没有那么痛快地洒过，一个小时过去了，雨势一点也没减弱。其他的同学，在家长的接送下都回家了，学校门前就剩下她一个人。
“这么大雨，爸爸一定来不了了。”她不去羡慕有家人接送的同学，只好这样安慰自己。过了一会儿，她决定自己冲回去。雨太大了，大得几乎让人看不清几米前的路。雨水夹着沙尘，一旦溅入眼睛里，就酸涩难忍。她走了一半的路，心里开始发毛。正是进退两难之际，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她名字。
“是爸爸！”她扯开嗓门喊道：“爸爸——，我在这儿！”
只见杨伟岸一歪一跛地从雨帘中走出来，膝盖下面流了很多血。杨伟岸出门的时候，心情十分着急，没有留意到路上有个被人偷了盖子的沙井，一只脚踩了进去，膝盖上立即磕出一道血口。这父女俩多年来相依为命，慢慢有了心灵感应。他知道时间一长，女儿一定会顶着大雨冲回家。这么大的雨，地面又滑，还要过两条大马路，多危险啊！他放心不下，拿了伞便夺门而去。终于在路上，他找到了女儿，放下心头大石。就这样，父女俩手拖着手慢慢消失在瓢泼的雨幕中。
宛灵读书很用功，老师们都称赞她是个好孩子。同学们下课出去玩，她就抓紧那十分钟的时间做作业。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帮爸爸洗菜煮饭，好让他安心干活。晚上还主动挑起重担，洗掉全家人的衣服。有了这个乖女儿，杨伟岸感到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
杨伟岸每天晚上干活干到很晚才睡，第二天早上很难煮早餐给女儿吃，于是他听从了班主任的意见，让她在学校搭课间餐。那时候在学校吃课间餐费用并不贵，每月才两块钱，但要交两个蜂窝煤回学校。班主任知道宛灵的家庭状况，向学校提出，要她每月交四个蜂窝煤回学校，但就免去那两块钱的费用。学校同意了申请，这样杨伟岸每月的开支稍微减少了一点点。
给电影票盖印，这活儿的收入一天比一天少。暑假到来，他又开始为女儿下学期的学杂费而忧心忡忡。他看报纸得知，四月份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一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法律，7月1日正式实行。有人告诉他，西方很多国家都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小孩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费用由国家全包。他高兴得心快要跳出来——一个学期又可以节省学杂费十多块钱了。可到了8月27日，宛灵回校注册那天，他才明白中国的义务教育法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它明确规定了我国适龄儿童接受基础教育时所需的学杂费用的义务承担者——不是国家，而是儿童的监护人。
杨伟岸咬了咬牙关，将几张珍贵的钞票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再装进信封里，让宛灵带回学校去。临行前还再三叮嘱，千万不能弄丢。宛灵出门后，他又放心不下，追到学校去。直至找到班主任，核实已经交了钱，他才肯离开。
像杨伟岸那样，因为超计划生育而遭受重罚的人，在当时来讲真的有很多很多。后来人们才逐渐发现，这样的惩罚实在太不人道了，于是政策开始有所放松。1989年，当杨伟岸的儿子念汀将要跨进校门读书时，黄润娴又给他送来一个好消息——他可以回工厂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众多国有企业争相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失业的惨况。而在1989年那个时候的杨伟岸，当得知自己能回到工厂干活时，心中那种如获至宝般的兴奋，对于生活在新世纪的人们来说，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