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久违的春天
1989年9月，他被安排到灯泡厂，负责质检工作。尽管工作经验需要杨伟岸从头积累，然而他很自信，觉得自己还不到四十岁，依然年轻有为，假以时日，一定熟能生巧。他就是这样认为，入了单位，医疗方面就有了保障，以后退休也不成问题。但是1976年到1982年这六年多的工龄却没有了。他向上级部门反映过，要求追认这些工龄。得到回复是，因为他是被开除出厂的，所以不予追认。
自从杨伟岸上班以后，宛灵和念汀姐弟俩中午便在学校搭食，费用方面校方亦有所照顾，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这个三口之家的日常运作，总算是稳定下来。
某日，杨伟岸下班途中碰见刘瑞金。原来他去年已经退休了，如今在家里弄孙为乐。他极力怂恿杨伟岸想办法调回药厂去，毕竟那里的工作环境方便他重操旧业。但杨伟岸婉言拒绝了。刘瑞金似乎猜出杨伟岸的心事，说：“她已经上调了，你不用担心！”
杨伟岸听了，只耸耸肩，苦笑了一下，依然没有答应他。毕竟有些人和事，不可能因为某个人的离去而有所改变。
1991年6月，女儿杨宛灵用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回报杨伟岸十多年来的养育之恩。她以语数英三科总分291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一所重点中学。而杨伟岸，随着女儿的长大，为他分担的家庭事务也越来越多，生活与工作给他带来的压力，比起几年前大大减轻。收入稳定，厂里的效益逐步提高，腰包里的钱也多起来。
暑假，杨伟岸带了宛灵和念汀去东方乐园玩。姐弟俩嚷着要玩过山车。杨伟岸胆小，不敢去试这种看上去已经够吓人的机动游戏。他吩咐宛灵要看好弟弟，下来后到旁边的小卖部找他。姐弟俩一同道了声“知道啦”，便欣然奔去。
他在小卖部旁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歇息。没一会儿，前面走来两个眼熟的人，手里拖着一个六七岁大的小孩，离自己约三十米远。他仔细看清楚这两个人的长相，顿时心头一怔。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岳父岳母——林桐筝和谢红军。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杨伟岸和他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面。两夫妇都老了许多，还有几年就退休了。只见他们和那个小孩玩得忒欢喜。好感人的一幕天伦之乐啊！杨伟岸这样赞叹着。然而，小孩忽然朝着远处一对老人家大声叫道：“爷爷——奶奶——。”杨伟岸把视线转到声音飞驰的方向上，那对老人家听见孙子甜美的叫声，立刻笑逐颜开，蹲下来向前伸直双手，等待孙子投怀送抱。再看看林桐筝那头，夫妇俩灿烂的笑容戛然而止，换上的是一副艳羡不已的表情。
杨伟岸认出，小孩的爷爷是林桐筝的堂弟，叫林应钊，和林桐筝的关系一向很好。这时，听得这祖孙三人一段对话。
“哎哟，小冬冬。刚才是不是又赖着伯公伯婆买东西吃呀？”
“嘻，嘻！哪有啊？”
“还不认账？你瞧嘴巴旁边的是什么？”
小冬冬一摸，原来满嘴都是冰淇淋。他咧开嘴傻笑着说：“那是伯公他买了不想吃，才叫我帮他吃的，不关我的事。”
“呵，你这小滑头，居然还会编故事！”这爷爷不停地摸着小冬冬的脑袋，笑得比冰淇淋还甜。而旁边的林桐筝夫妇，就只有在心里暗暗叹息：如果燕燕还在，咱们的孙子比他还大呢！
这时，过山车入站了。宛灵和念汀姐弟俩从车上下来，大声喊着“爸爸”，一起向杨伟岸奔来。念汀没有留意地面上有只易拉罐，一脚踩上去滑了一跤，手掌、膝盖擦破皮流血了。杨伟岸急忙上前扶起儿子，看见他伤成这个样子，心里特难受。念汀没有哭，反倒傻笑几声，他完全沉醉于刚才玩过山车时那种刺激的情境之中，还在绘声绘色地讲着感受。宛灵也止不住嘴，和弟弟说到一块儿去。杨伟岸很想遏止住他们。可是，两个孩子的你一言我一语，最终还是引起林桐筝夫妇的注意——这就是杨伟岸一直担忧的事。
林桐筝夫妇很喜欢小孩子，他们听见念汀说话那么生动，便把目光一起投向他。与此同时，他们从侧面看见并认出了杨伟岸，先前对侄孙的妒忌，连同现在心头萌生的旧恨交织一起，促使他们怒气冲冲地走向杨伟岸，像要报仇雪恨似的。
“杨伟岸，这是你的孩子？”
杨伟岸犹豫了一会儿才点头。谢红军看见亭亭玉立的宛灵和活泼可爱的念汀，妒忌得眼睛发红。两个孩子望着眼前这对和爸爸说话的陌生夫妇，异口同声地叫道：“公公好，婆婆好！”
“不要乱叫！”林桐筝大喝一声，吓得姐弟俩抖了抖身子。
本来很平常的两个称谓，听在林氏夫妇耳朵里头，就是冷嘲热讽的话。因为刚才——仅仅是两分钟之前，他们还在幻想着自己应该有个十多岁的孙子。
“红军，我们走！”林桐筝觉得留在这儿太丢人现眼了，拉起妻子的手转身离去。
“爸爸，刚才那两个老人家是谁？”宛灵惊奇地问道。
“他们……他们就是公公和婆婆！”
这样敷衍了事的答案，对于念汀来说当然过得了关，可对于宛灵来说，心湖中必定会荡起一圈一圈疑惑的涟漪。不过，她没有往下追问。
是夜，由于满脑子充斥着忌恨，林氏夫妇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在灯泡厂里，杨伟岸工作越来越顺手，那种上班的热情，完全恢复到以前在药厂时的水平。有个女工友扭伤了脚，还坚持不请假来上班。杨伟岸暗暗敬佩，主动提出中午帮她拿饭——其实他还不知道人家姓甚名谁。平时杨伟岸做事手脚麻利，又热心助人，本来给人印象就很好，那位女工友见他主动提出帮忙，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
几天下来，女工友反过来问杨伟岸名字。杨伟岸也欣然告与，同时也得知，这位女工友叫何玉珩。随着两人的话题越来越深入，杨伟岸知道她的事情也多了。何玉珩比他小五岁，结过婚。丈夫是个很混蛋的人，又好烟酒又好赌，常常酗酒后暴打妻子。何玉珩实在不能忍受和一只疯狗朝夕相处，故两年前离了婚。因为两人结婚后并未生育子女，所以这么一分开，对于何玉珩来说不但没有任何牵挂，反而是一种彻彻底底的解脱。
何玉珩很渴望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且很乐意与人倾吐心声，因此，关于自己过去的感情经历，都毫无顾虑地和盘托出。然而杨伟岸却不愿意像她那样做。他结过两次婚，可两位妻子都死于非命，这对他的打击太沉重了。尽管杨伟岸一直笃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奉共产主义思想为最高行为准则，是个无神论者，可惜“曾参杀人”的效应再次无情地兑现在他身上。陆汀刚刚去世的时候，他一个人和两个小孩相依为命。有些口德败坏的人，在背后说他是个灾星，哪个女人碰上他都会交上噩运。这些积毁销骨的话，渐渐改变杨伟岸对无神论的看法，居然连自己也信不过，认定自己是一条歹命，处处命犯桃花。即使退一步来说，利用无产阶级的理论，去指导现实生活中要面对的问题，这显然不是他能力范围所及。他不是文人，很难在无产阶级理论和客观存在的生活情境之间找到令人满意的接洽点，因此才使到“宿命论”的魔爪有机会将他扯到一边去。既然他对自己都没有信心，那就更不可能对这段本来可以向前迈进一步的感情关系持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