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生计的迷惘
冷空气南下，气温一下子下降了10摄氏度！杨伟岸背着一袋豆角，在市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找了个地方坐下。刚刚摊开帆布袋，一股强风夹着沙粒直掀过来，吹得他好一会儿张不开眼睛。原本散落在地上的菜叶、塑料袋、稻草等杂物到处乱飞。有个和他一样摆地摊的小贩，居然被两个大塑料袋套住脑瓜。
十分钟过后，这场顽皮的大风终于停息。眼见纷乱无比的地面，杨伟岸着实痛心。他把自己摊位附近的杂物捡了一下，丢进十多米远一辆垃圾车里。旁边几个小贩惊奇地望着他。
“你们卖东西也得讲讲卫生吧。菜叶、塑料袋扔得满地都是，脏兮兮的，你们坐在旁边看着也扎眼吧！”
杨伟岸一番训人的话，恼得小贩们个个瞪直了眼。可细想一下，也说得不无道理。占道经营本来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谓盗亦有道，总不能再做出妨害公益的事吧。杨伟岸见他们无动于衷，干脆自己动手帮他们收拾。这一来，小贩们顿觉惭愧，纷纷上前清理自己的垃圾。刚才有两个“潮州郎”（方言：潮州人）见杨伟岸出言不逊，本想动手揍他，如今肚子里的气消得十有八九，也跟着加入清理垃圾的行列——潮州人向来最讲道义。
自此以后，大家摆摊时，都比过去注重卫生，并且尽可能将摊位挪后，不阻碍行人过往。
摆地摊的生活日复一日，杨伟岸和一起谋生的小贩们越发稔熟，天天有说有笑。“讷货，讷货！”那两个潮州人还主动教他说潮州话（“讷货”就是“你好”的意思）。有时谁因事没来，大家都会放心不下，互相追问情况。有个小贩的妻子突然因病离世，大家出钱出力，协助他筹划丧事，直到过了“尾七”为止。（我们这里习惯将人死后的七天叫“头七”，第八天至第十四天叫“尾七”。）又有一次，某个小贩发烧晕倒，众人急忙将他送院，经诊断是急性肺炎，要留院治疗。大家深知他家境困难，无妻无儿，二话不说，纷纷掏钱给他垫付了五千块钱的医药费。
谁说中国社会人情冷漠？这样认为的人一定是盲人摸象，将社会上某个阴暗层面的现象推广到基层劳动人民身上。其实，老百姓总是最善良，最纯朴的，尽管他们曾一度互扣帽子，互相仇杀，众叛亲离，但这些绝对不是他们的过错！
一天，两辆十座的面包车忽然停在对面马路。尖锐刺耳的刹车声，惊动了正忙得不可开交的小贩们。他们抬起头，顷刻目无表情，感觉到势头很不对劲。
“城管来了——”
不知谁喊了一句，整条人行道立时混乱起来。付了钱的顾客，拿起菜迅速狂奔。没付钱的，有的把菜随手一扔，撒腿就跑；也有混水摸鱼、趁火找劫的，不付钱照样拿货，这已不在话下。有位妈妈身边带着小孩，一听见喊声，菜不要了，钱包也不要了，抱起孩子见路就逃。怀中的孩子吓得大哭大叫，其声撕心裂肺。最可怜的是那些拄着拐杖的老公公、老婆婆，他们行动不便，想跑也有心无力，然而城管一旦跳下车来抓人，自己难免遭殃，被人撞倒在地，况且这种事又不是没有发生过。如此狼狈不堪的场面，在1999年城管机构成立之前并不多见。硬要往上追溯的话，大概得从几十年前日本飞机空袭该市的时候讲起。从人声喧闹，到鸡飞蛋打，仅仅十秒钟而已。
只见马路的那边，面包车上跳下十多个身穿制服的城管人员，如钱塘江春潮一般，冲着小贩们汹涌扑来。
“喝——喝——不许走！”
这话是说给傻瓜听的！
小贩们既然沦落到当街摆卖这般田地，自然就已养成高度的警觉性。他们长期以来均做好“深挖洞，广积粮”的“备战”工作。比如早就算计好城管人员从哪条路来，自己该投哪条路逃跑会最便捷，如是者芸芸。杨伟岸摆放豆角的帆布袋，可以摊开平放在地上。反过来，只要将两端的绳子一拉，就可以将全部豆角裹起来。以前从事流水线作业的他，完成这个动作自然毫无难度。
这地方附近布满大大小小的巷子。杨伟岸左冲右突，见缝插针，到底是“地头虫”，一转眼就甩开城管人员数十米远。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身旁有人喊了一声“哎哟”。原来是一个孕妇，急逃时被人撞倒，趴在地上起不了身。瞧她那肚子，相信临盆在即。
一秒钟，就仅仅是一秒钟，杨伟岸脑海突然闪过一帧画面——那是陆汀痛苦不堪的表情。她额角流着血，下体流着血，浑身都在流着血！她有气无力地呻吟着，期盼有人能向她伸出援手……
“大叔，我肚子好痛……”
杨伟岸猛然惊醒过来，急忙扶起孕妇到路基坐下：“小姐，你没事吧？”
孕妇正想回话，六七个城管的人已经赶到，一把推倒杨伟岸，将他按在地上动弹不得，也不知是谁干的好事，他的屁股和大腿挨了几脚，整个下身泛起一阵酸麻。
“叫你别跑，你还敢跑！起来！”城管们揪起杨伟岸，夺过他肩上挎的帆布袋。然而他自始至终一声不吭，任由人家推搡和谩骂。他惦念着孕妇的安危，踮起脚尖想探出头看一眼，不料一个巴掌迎面打来。
“你给我放老实点！咱们这么多人站在这儿，你还想逃？”
争辩是徒然的。杨伟岸只希望事情快点结束，赶紧看看那位孕妇。好不容易，这场长达十多分钟的折腾终于完结了。城管们扔下他登车而去。与此同时，他蓦地发现不见了孕妇的踪影，唯有暗暗祝愿：是某位好心人帮忙送了她去医院。
杨伟岸算计了一下，帆布袋里约莫剩下二十捆豆角，能卖三十块钱左右，加上罚款的一百块，总共损失一百三十块，相当于白干一个星期的活。罚款那一百块，他也晓不得是否真有相关条文如此规定，总之自己委实是这次追捕中唯一的猎物，任人宰割是必然的。不过话说回来，有个问题以杨伟岸的头脑不可能想得明白。暴力，是对付平民百姓最有效的治标之法。任何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组织，它用的是政府职权，却做的是流氓行为。因此，杨伟岸把自己全部愤懑扔在城管部门身上，乃是愚昧的观点、幼稚的想法，是不公允的。
现在才早上十点，颓唐的杨伟岸踽踽独行，穿过长街，走过闹市。他不打算回家，反而有个念头，想四处游走。
前面有堵漂亮的外墙，它坐落在一条比较僻静的小路旁。墙的那一头传出朗朗的读书声，杨伟岸断定这是一所学校。阔别校园二十多年，他的恋校情结油然而生，于是靠墙坐下，重拾回忆的片断。
只听得靠近外墙的一间教室里，学生们正反复念着一首诗：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值）。
杜甫的《卖炭翁》，杨伟岸小时候就会念，是他除了毛主席诗词以外，为数不多且能全首背诵的一首诗。满腹的感慨，教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学生们一起念。可不知为何，当念到“宫使驱将惜不得”一句时，喉咙便不觉哽住……
一个男人，在新世纪的大白天，坐在街头的墙脚处潸然泪下。
（作者按：2000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也是众多下岗工人最迷惘的一年。杨伟岸一家的境况再度跌进低谷……由于本作尚未获得出版社的垂青，故连载只能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
